前言：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病逝于美国夏威夷州檀香山斯特劳布医院，享年101岁。
尽管张学良长寿，但按照他本人的说法：“我在1936年就已经死了。我的事情就只到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
历史学家唐德刚曾问张学良：“汉公，你这一生是成功还是失败？”张学良回答：“失败。”
“为什么呢？”
“一事无成两鬓白。”
在张学良去世的前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件是囚禁了他半辈子的国民党下台了，张学良对此并不意外，他说：“国民党的问题积重难返，一时说不完。”他讲了一件自己亲自经历的事情：“过去我在国民党参加会议，老先生（即蒋介石）都会给我递条子，叫我不要说话，怕我放炮。他们都在混，没人认真。”
第二件事就是，这一年，陪伴了他大半生的夫人赵一荻去世了。这件事给张学良的打击是巨大的，当时张学良紧紧握着妻子的手，不愿分开，直到一个多小时后，他才在众人的劝说下勉强离开。
爱人和“仇人”在这一年都离开了自己，一年后，张学良也走了。
得知张学良病逝的消息后，开国上将、曾经的东北军将领吕正操立刻就发去了唁电，在唁电中他说：“张学良将军生则功盖祖国，逝则重于泰山，无愧于祖国人民称之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的伟大称号。”
吕正操还说：“他的子女给我发过电报，希望我转达张学良想回国办后事的情况，我了解他的心愿。我都转过去了。我觉得，他回来天经地义，我希望他回来。他本来也说是要回来的。现在成永远的遗憾了。”
在2004年5月间，张学良就曾给自己的儿子张闾琳和副官谭海先生之子谭福添先生留下遗嘱，委托他们在恰当的时候归葬白山黑水间。
这个“恰当的时候”，并不一定是他死后立刻葬回东北，也可以是他死后多年。虽然受到种种限制，张学良最终还是想回东北的。
据曾任统战部部长的阎明复回忆，在参加完张学良的葬礼后，他曾去看望过吕正操，吕正操曾当面告诉他：“张汉公是共产党员。”
阎明复还说，他曾亲眼在苏联的档案馆里看过共产国际关于张学良入党给我党的电报，中央告诉共产国际，东北军代表刘鼎报告“张学良申请加入共产党”，中央的态度是“拟允许其入党”，询问共产国际意见如何。一个半月后，共产国际回电：“你们关于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我们感到特别不安”，“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盟友”。
共产国际之所以反对张学良入党，一是当时张学良毕竟有一层军阀的身份，他的父亲张作霖曾查封苏联在北京的大使馆，逮捕李大钊同志；二是因为张学良曾强硬对抗苏联，查抄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并发起中东路事件。
军阀申请入党但被拒绝，这件事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盛世才。当年盛世才积极向苏联靠拢，并申请加入中共，中央在征求共产国际的意见后，派任弼时同志婉拒了他。
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通报中，说的是“拟允许其入党”，这个“拟”字很重要，证明当时张学良还未入党。那么，在收到共产国际的意见后，中央会不会不顾共产国际的意见，强行吸纳张学良入党？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但是我们又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毕竟张学良在当时国内所扮演的角色太重要了，远非盛世才所能相比。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考虑另外一种可能：在等候共产国际回复的一个半月时间里，中央就已经同意张学良入党了。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学者在一些历史资料中发现，在收到8月15日共产国际的回复前，中央曾在8月9日给张学良的一份电报中以“同志”称呼张学良。
这能够证明张学良当时已经入党了吗？恐怕也不能完全证明，“同志”这个词并不是我党同志间专有的词汇。“同志”指的是“志同道合”，“道不同不相与谋”，清朝末年光绪皇帝在策划戊戌变法时就曾对主张变法的大臣使用过这一称谓。后来，革命党人也常常以此称谓互相称呼，孙中山先生曾有名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国民党内也有称呼同志的习惯，包括蒋介石本人也曾使用过，一直到今天，这个传统都没有消亡。
所以，中央称张学良为同志并不是一个能一锤定音的证据。
张学良真的加入共产党了吗？一般来说，党员是否入过党，只要一查档案就能轻易得知。但是，想要找到30年代的档案是要看运气的，而且像张学良这样的特殊人物，他必定是通过特殊的方式秘密入党的，即使在中央的最高层领导中，恐怕都未必有几个人知道。
曾担任辽宁省政协主席的宋黎当年主持过东北军军史的整理编辑工作，1936年西安事变的时候，他是张学良的秘书，参与调节过西安事变。
他说，他曾问过叶帅张学良是不是我党党员的问题，叶帅给了他肯定的答复。
东北军的名将王以哲将军曾被叶剑英元帅证明是共产党员，1985年，中央组织部听取了叶剑英元帅的意见，致函中央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东北军史组，明确承认王以哲将军生前曾是中共党员。
叶剑英元帅作为西安事变的直接参与者，他的话是很有份量的。如果叶剑英真的能作证张学良曾经入党，那这件事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了。
据说，宋黎曾把自己和叶帅的谈话记录保存了下来，等他百年之后便会交给中央。但宋黎2002年已经病逝，此事还是没有什么消息。所以，这个谜团也就一直留了下来。
历史学家刘大年认为，要想客观评价张学良，必须考虑三个原则。第一，要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第二，张学良推动蒋介石参加抗战，无疑抬高了他的历史地位；第三，西安事变应该说是代表了全民族的意愿，而不仅仅是少数人的行为。
不管张学良是不是共产党员，对他的评价都不会改变，如毛主席所说，张学良无愧于“民族功臣”的称号。